邓伟平出生的1972年，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半场的起始之年，“四人帮”主导下的经济发展，把抓生产建设说成是“唯生产力论”，“革命搞好了，生产力下降也可以”，“八亿人民生活苦一点没关系”；把关心群众生活是搞“物质刺激”，攻击出口石油是“卖国主义”……在一系列错误思想的指导下，国民经济急剧下降，全国人民尤其是农民陷入穷困潦倒的境地。
邓伟平也不例外，他出生于贫寒的农民之家。全家人的生活靠着父母亲在生产队务农的工分来维持。在他儿时的记忆里的日常生活，是“取一点红薯，和一把米，然后烧上一大锅水，熬成稀饭，全家人就靠这个过了好多年。”“只有在过年的时候，才能吃上一颗糖。”
大多穿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民用品绿军鞋，大大小小的补丁，几乎覆盖了整双鞋。衣服上也是，邓伟平小时穿的衣服几乎没有不带补丁的，尤其在袖口、领口、肘部、膝部经常磨损的地方，一旦破了，母亲就剪一块颜色相似的旧布，一针一线细细缝好。穿得越久，补丁越来越多，大补丁上面摞着小补丁。即便如此，邓伟平穿过的衣服和鞋子，他的2个弟弟和1个妹妹还要接着穿，直到穿不了为止。
尽管生活穷困潦倒，全家人艰难度日，但邓伟平小时候却是个“娃娃头”，村里大大小小的孩子都听他指挥。小时候调皮捣蛋，加上经常吃不饱饭饿肚子，他有时组织大家去偷别人家树上的水果，像雪梨、枇杷等，有时候也去偷点包菜，在他的“指挥”下，放风的放风，“作案”的“作案”，转运的转运，俨然一个成熟的组织。这期间还发生过一个意外，有一次，邓伟平带着大家去偷甘蔗，甘蔗地在崖边上，崖大概有八九米高，崖下便是河。他在折甘蔗的时候，没想到甘蔗一下子断了，他从崖上掉了下去，所幸没有受伤。
老话说三岁看大，七岁看老，这话虽然是一分为二去看的，但确实值得玩味，成就有大小，经历却相似。古今中外的很多人物，都有当“娃娃头”、“孩子王”的经历，如蒋介石小时候就是个娃娃王，他喜欢玩打仗的游戏，他经常站在一块高地上，自任“总司令”，将小伙伴们召集起来训话，或给他们说古道今。
一般学习好的孩子相对本分，调皮捣蛋的孩子学习不好，上小学时的邓伟平不去上课是家常便饭，不过上帝关上一扇门，就会打开一扇窗，虽然学习不好，但他在做生意方面却多多少少有点天赋，连母亲都说，“你跟你外公像，外公是做生意的，你也是做生意的。”小学四五年级，每年到了夏天，他便在龙母镇批发一雪糕筒的冰棍（当地叫雪条），然后到汽车站去卖，有时也走街串巷、走村串户叫卖。那时候的汽车没有空调，也没有矿泉水、保温杯，大家热得受不了，就会买雪条。偶尔也有亏本的时候，那时候没有天气预报，有时候突然就下起了大雨，雪条便卖不动了。这是邓伟平对做生意的早尝试。
那时候大家的日子的都不好过，但在这么小的年纪，就尝试着做生意，在同龄人中只是个别。正如邓伟平的一个老乡说：“我们那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要去做点小买卖赚钱什么的，没有这种思维。”而邓伟平对于尝试着赚钱的渴望，源于三个字：“穷怕了”。“因为太穷了，老想着怎么去赚点钱。看见别人卖雪条，他也想试试，虽然年纪小，但既然别人可以，我也可以”。
当时一个冰棍的批发价几分钱，一个雪糕筒可以装20个冰棍，总体下来不到1块钱。虽说是1块钱，但对于邓伟平当时的家庭而言，也是不小的数字，那时一斤小麦2毛钱，一尺布6毛钱，2.4元便可扯一件新衣服。尽管如此，父母对于他的想法还是给予了支持。邓伟平对这个事儿表达出极强的兴趣，而且亏钱的概率并不大。
到了邓伟平六年级暑假的时候，他被父亲叫去做小工。当时龙母镇有一家小学在加盖，父亲在里面做建筑工，邓伟平在工地上抱砖头，调水泥，扛沙子，虽然年纪不大，个头不高，但干起活来却丝毫不逊于一个大人。有一次挑水泥浆的担子太重，伤了腰，但他还是接着干，只是劳动力度小了。做小工期间有一次被学校的狗咬了，去了卫生站打了预防针，大夫说他这辈子不能吃狗肉。
邓伟平上学的时期，小学到初中的升学率还不到一半，好多孩子因为穷、确实学不好、想出去挣钱等种种原因，上着上着就不上了。邓伟平虽然顺利升学到了初中，但他不爱学习，虽然数学成绩延续了小学时的余光，虽说不上好，但也不差，可语文和英语却越来越不好，尤其是英语，每次考试都靠蒙，成绩突破不了两位数，几乎次次垫底。那时候老师上课都带着尺子，学生挨打是常有的事儿。初二上学期快期末考试的时候，以为成绩太差，不好好听课，英语老师打了他。这件事将他的厌学情绪彻底点燃，寒假时，他正式决定，不念书了。
“我学习不好是一方面，但更多的是想挣钱，家里太穷了，还有三个弟弟妹妹上学要交学费，压力非常大。”
父母也没有强迫，罗马不是建成的，他不念书的想法也不是一时冲动才有的。
想挣钱，必须走出去，虽然家里有地，但地很少，吃饱饭都难。要说在龙母镇做点小生意也行，但顶多混个温饱。
当时挣钱流行两个门路，一个是北上做门诊，一个南下做建筑，这也就有了跟大表哥和二表哥北上河南做门诊，到广东去做建筑的经历。
1989年在大表哥的门诊打工，一个月工资60元，但因为贴广告经常被迫与人发生冲突，挣钱也不多，春节后，他便跟着老乡去广东做建筑工，他相关人的介绍下，他跟着包工头顺利进入了黄埔及南沙电厂。
在工地上，他次见识到“几十个轮子”的大机车，机器不停，人不停，他长的一次连着七天七夜没睡个囫囵觉，多数时间是连轴转，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长超过12个小时。手掌磨起了厚厚的茧，鞋子磨破了一双又一双。
要说苦和累，邓伟平完全可以扛，但每个月下来的辛苦钱只有100元左右，这个没法扛，他想尝试其他挣钱的门路。
年底的时候，邓伟平结束工地生活回到了家，原本需要好好休息，但他不愿意闲着，他内心渴望挣大钱的梦想跟现实的差距十万八千里，他还是想试一试，他又尝试起了卖水果的生意。
南方的水果种类繁多，在《中国人吃的60种水果》一书中，有一大半主产于南方。经过一番调查，他决定——卖橘子。每到春节，大家都会买一些橘子自吃和招待朋友，卖的人多，买的人也多。
他跟一个朋友一拍即可，两人批发了100斤橘子在龙母街边上摆卖，到了晚上，橘子卖完了，数钱的时候，却——亏损了。朋友很是生气，自此退出。邓伟平总结经验并认真反思，低价买，高价卖，也顺利卖完了，怎么会亏损呢？
他上门求教有生意经验的表哥魏来明和表嫂，将自己卖橘子的过程事无巨细说了一遍。经表哥表嫂分析，原来，三个小细节偷走了他们的利润和小部分成本。其一，邓伟平在卖橘子过程中经常邀人品尝，这个品尝不是拨开橘子给一小牙，而是经常给一个橘子，好多橘子就被这样“尝没了”；其二，称橘子的时候，他不但给客户满秤，而且十有八九要超一些，比如客户买一斤橘子，但称的时候不可能刚刚好，邓伟平便加一个两个，这买的人多了，好多橘子就被这样免费“加没了”；第三，给客户找零的时候，比如客户5块钱买了2.8的橘子，一般商贩的做法是给加几个橘子凑到3元钱，这样不但方便找零，还顺带多卖了橘子，要知道，如果橘子量大，及时卖不出去，坏掉1斤，就需要4斤的利润来补。可邓伟平没有，有时客户买了2.1的橘子，他只收2元，好多橘子就被这样“收没了”。
表哥和表嫂的总结让他豁然开悟，第二天，他一个人批发了100斤橘子来卖，晚上的时候一清算，赚了二十多元，相当于在工地干7天的收入，这让他对橘子的生意充满信心，他也观察到一个细节，年前大家办年货，要买的东西很多，很多人买了橘子都要匆忙赶着买其他东西，他们多数人不在乎几毛钱的找零，2.8的橘子加几个凑到3元，完全可以接受，积累下来，可以多卖掉好多橘子。
为了多挣点钱，他不限于仅在龙母镇，而是哪里有集市，就到哪里去卖。每逢农历一、四、七的龙母街，每逢农历的二、五、八隔壁的黎咀镇，每逢农历的三、六、九附近的赤岗镇，都成了邓伟平征战的沙场。
有一次，与几个同行一起租了一辆拖拉机赶往15公里外的黎咀镇，在距离镇子大约两公里的地方，拖拉机突然死火。司机说修理可能要大半天时间，让他们自己想办法把货拉到镇子上去。橘子如果卖不掉就会坏，大家见状，有的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有的联系单车来拉，有的自己背着走。当大家把货都运地差不多的时候，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：“小鬼仔，你怎么不动呢？”
之所以叫小鬼仔，是因为这行人中，邓伟平年纪小，其他人都是三四十岁的大哥大姐，也是大家对于他一种爱护的称呼。
与大家的着急和疑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邓伟平不慌不忙且自若——他心里早已有了打算，他不去镇上，就地摆摊。
在坏了的拖拉机旁摆摊卖橘子，路过的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。他对着来来往往赶集的人吆喝，“卖橘子，便宜卖了，这里不用交地毯费，比街上的便宜。”
就这样，不到2小时的时间，100斤橘子全部卖完，邓伟平成了同行眼中“年龄小、资历浅但鬼点子多、卖橘子快”的卖橘子小能手。
但，卖橘子挣的钱还是有限。有在赤岗镇摆摊，他无意间发现不远处开来一辆军队的大卡车，军车上跳下来好几个穿军装的兵哥，陆陆续续将车上的铁锅往下搬，这个铁锅比当时农村多数家庭使用的锅要大——他们是来卖铁锅的。一直渴望有更好挣钱门路、想挣大钱的邓伟平，隐隐约约觉得这是个机会。
邓伟平注意到，因为兵哥们没有摆摊经验，不会吆喝，而部分当地人只说家乡话，不会说普通话，语言沟通存在障碍，半个小时没卖出去几口锅。加上部队远在40公里之外，他们急着卖完，想尽早赶回单位去。
他上前观察，发现锅的质量还可以，虽然一部分存在瑕疵，但是不影响销售。他便上前跟他们的领导搭话，在简要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后，他问道：“这么多铁锅，你们短时间内也卖不完，能否批发给我，我当场给你们付清货款，你们也可以早点回去。”
交给邓伟平，确实是他们当下一个好的选择，领导很爽快地答应了，“行，小兄弟，成交。”
谈好的价格是每口锅5元，一共100口锅计500元。虽然当时邓伟平身上没带那么多钱，但跟卖橘子的大哥大姐时间长了，大家对他都比较认可，大家摆摊卖橘子，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些备用金。加上他卖橘子有些天了，家里也积攒了一点周转资金，万一亏损，也能还上。很快，他便凑足了500元。
一个人，两堆货，一堆橘子，一堆铁锅。在镇上卖铁锅的就他一人，他将每口锅的售价提升到15元，然后吆喝起来。
到了下午四点多，一百口铁锅全部卖完，净赚1000元，这相当于他卖掉2吨橘子、打工一年的收入。他当场归还了所借的大哥大姐的钱，大家对他的生意经非常羡慕，晚上回家说给父母，父母都不敢相信。这也成为他从商以来有成就感的经历，“我后来挣了很多钱，但要说起来，卖铁锅是让我快乐的时光。”
邓伟平将自己打工及做生意所赚的钱全部交给父母，除了日常家用，还给弟弟妹妹交学费及购买年后春耕要用到的农具、种子、肥料等。
多番尝试后，他认清了一个现实，要想赚大钱，还是要做门诊。村里几个赚了大钱的人，都是做门诊起家。过完春节，他投奔在河南新乡做门诊生意的二表哥，再次回到这个行业。后来跟着在河南登封做门诊的大表哥。
一眨眼，时间来到1992年，又在门诊行业摸爬滚打了一年后，他决定自己创业做门诊。虽然大表哥当时分给了他一定的股份，但邓伟平当时只是负责贴广告，有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拘束感，很多事情没法按自己预想的落实。而他心里有更大的想法想要实现，尤其是——他想挣更多的钱。
这便有了后面的故事。
的贫穷，要么造就的堕落，要么成就想挣大钱的梦想。邓伟平属于后者。
“太穷了”，“穷怕了”，邓伟平将对贫穷的恐惧化为了前行的动力，且在不断的前行中，萌生了更大的欲望，变成了一个有野心的人，因为有动力，开门诊时遇见了看似不可跨越的门槛，但他置之死地而后生，开启了自己真正的事业，因为有野心，他原本在挣了钱以后可以小富即安，但他没有，他开的门诊一家接着一家，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。
生命不息，折腾不止。
“其实穷也不一定是坏事，没有长时期的穷，就没有做梦都想着怎么挣钱的改变。”这些诸多的选择上，有被迫，有无奈，有偶然，有机遇，有主动，但他所走的每一步路，都是不屈命运的安排，不甘贫穷的裹挟，在现实的逼迫和生活的磨砺下，一步步找到了自己的节奏，找准了自己的方向，一步步成为了一个野心家。这也是为什么同样的环境，同样的时代，有些人走出来了，在不断的尝试、碰壁、磨练中逐渐闯出了一片天地……任何人的活法都值得尊重，但扎根大地，都在向上生长。
纵观古今中外，那些真正有所建树的人无一不是野心家，嬴政是，赵匡胤是，司马懿是，乔布斯是，马斯克是，贝佐斯是，董明珠是，曹德旺是，张磊是。
邓伟平拓展门诊生意的过程怎样的？拓展的途中又遇到了哪些困难，又是怎么克服的呢？